青岛空管站圆满完成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空管保障

再如，一个人口500万的国家，投资建设一个汽车制造企业，如果不以出口为主，国内消费达不到能使企业盈利的需求规模，生产经营的规模是不经济的。

我们在新时代看到了新的挑战，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现代化。在全面小康的决胜阶段，我国还需要继续扶贫，消除绝对贫困。

这不只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在未来，中国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人均收入会达到美国的45%。这对世界的冲击会非常大。第四，社会方面，社会管理应该现代化，发挥社会自组织的作用，重新界定国家和社会的边界。中国的军事实力也会大大加强，军事开支将接近美国。

目前，城市地区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只有60%，农村地区才刚刚开始，医疗保险在城市农村都能达到90%，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全国统筹都是很大的工程。总之，我认为政府在新时代应该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社会和谐公正、环境友好方面，生产方面可以让市场去做。面对不断上涨的工资水平和疲软的外部需求，中国企业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进、出、上还是下。

当独生子女一代进入适婚年龄，年轻的男性面临着竞争极其激烈的婚姻市场。伴随着信贷大规模扩张，国企获得了更高比例的信贷。在以上策略中，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企业能否实现创新升级，以及创新升级的速度有多快。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有很大的话语权。

改革在短期内是残酷的，城市里数千万工人被迫从国企下岗，然而中国的失业率并未因此大幅上升。中国成为创新型经济体的一个努力方向便是改善国企和民企之间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90年代，政府实施了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改革。但是，由于沿海和内陆地区工资水平逐步收敛，并且内陆企业面临更高的运输成本，进的策略至多是一种权宜之计。创新资源的错配 中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甚至韩国相比，在创新方面差距仍然很大。我们将1998—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划分成无专利、累计有1—4个专利以及累计有超过4个专利的三个子样本，并计算了每个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2000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和自主研发资金中，20%用于引进和消化国外技术，2%用于购买和消化国内其他企业的技术，78%用于技术的自主研发。其中技术含量最高的是发明专利，其授权数量在所有专利中的占比从1995年的8%上升到了2014年的18%。毕竟，没有夫妻可以直接生出一个16岁的孩子（Wei，2015）。经过人口数量和收入水平的调整，中国企业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企业表现依然突出。

在这35年间，人均实际收入累计增加了17.6倍，从1980年的714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3277美元（基于IMF数据，以2011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例如，在80年代初实行的财政分权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按一定比例分享税收（因不同地区讨价还价能力有所差异，各地分成比例不同）。

我们将中国专利数据库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相匹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1998—2009年所有国有企业和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民营企业。但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还是结构性的。

经济增速虽有短期反弹，但从2012年后开始下滑，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增长。中国仍然拥有数量可观的国有企业，它们在创新方面的表现不如私企，专利申请和授权相对于研发的弹性显著低于私企，却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贴。更有意思的是，因为中小型国企多为地方政府所控制，它们从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补贴，甚至多于大型国企。进，指的是将企业从沿海地区搬迁到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内陆地区。2003年以后，中国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超过10%。其他企业定义为民营企业。

创新的产出可能有多种形式，如专利、商业秘密、商业流程或商业模式等，也可能发生在商业领域之外，例如文化。经济开发区在招商引资、创造就业和增加税收方面的成功起到了示范作用，反过来促进了开发区外全国性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济在过去35年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几个因素：一系列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改革（包括开放对外贸易、积极招商引资等）、低工资和人口红利。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研发上的投入，明显可以看出，高收入国家研发投入的强度普遍更高。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2012年后增速放缓的原因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包括市场取代计划成为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决定机制，引入并加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降低了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的门槛。在相比较的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德国、日本和韩国）中，只有印度达到了类似的增长速度。

由于中国的研发资金增长快于研发人员数量的增长，意味着每个研发人员平均可支配的研发资金也在增长。我们将分析这些因素在过去36年来的变化趋势。第三，2008年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贡献超过20%（1989—1991年除外）。另一方面，在开发区内推行改革政策要比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推广更容易。

发明专利被外国专利的引用次数在1995—2004年期间年均增长34%，而在2004—2014年期间加速至49%。第二，大约70%的民营部门增长来自新增企业，而剩下30%来自现有企业效率的提高。

由此看出，民企已经成为中国创新的引擎。但是，多数留下的国企规模都变大了，而且这些企业多位于上游产业或战略性产业（Hsieh and Song，2015），面临的竞争压力比民企低。

中国还实施了一系列其他改革措施，以促进地方政府实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作为通讯装备的制造商，华为公司每年获得的专利授权量比苹果公司和思科公司还要多。

创新包括创造新产品，改进现有产品的设计、外观、生产流程，建立新商业模式、新品牌和新市场策略。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国企往往面临更高的实际税率（营业税和增值税占收入和增加值的比重）。生产率的提高包括行业内的技术进步以及资源（主要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比如从国有部门向民营部门的转移、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Zhu，2012）。更加系统的数据同样显示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创新领域面临很大差距（Shen、Wang and Whalley，2015）。

由此，我们给出的政策建议是：让不同类型的企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并减少补贴和税收，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目前这一政策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现在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少于新退休人数，导致人口抚养比攀升。

民营企业的数量在1995年至2014年间翻了5倍。基于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库2005—2007年的数据，整体而言，企业每投入千万研发资金，民企和三资企业分别产生6.5个和7.6个专利，而国企则只产生2.2个专利。

这说明创新领域的公共财政投入存在资源错配的问题。本文原载《比较》第90辑 进入专题： 中国创造 中国制造 。